1 怎样理解低欲望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欲望本质上是外界和他人强加给你的属性,低欲望是一种低的生理物质方面的欲望,去除被资本刺激出来的却对个体本身无意的欲望。我的低欲望恰恰是追寻自己生命本身的样子、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人不可能没有欲望,只是我追求的欲望和社会赋予的欲望不同而已,我追寻的恰恰是精神高欲望。

现在,我居住在浙江西部森林的村屋里,不买房、不买车、不应酬、不熬夜、不加班、不饮酒、不放纵饮食(从来不碰垃圾食品;限制糖的摄入)、不买奢侈品;除了基本的买菜买水果开销、偶尔进镇里买菜的公交费用,基本上没有其它消费行为。


中国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国家,有无数普通人生活在此,他们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殊荣被载入史册。他们的一生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来无影去无踪。为了能将更多微小的个体的心声与经历记录下来,这组照片诞生了。他们是中国浩荡人群和历史中一朵微小的浪花,但是他们存在过。

China, a vast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1.4 billion, has been undergoing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the decades. Here, people experience happiness, anger, sorrow, illness, and death, but not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privilege of being formally recorded in history. If not recorded, their stories will vanish without a trace. So I traveled to the countryside in China to hear rural residents’ voices and witness their everyday lives, thereby recording their history that is often unseen and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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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都深深的坚信:即使社会地位不尽相同,只要肯努力工作,我们就有可能向上流动。然而,社会学家们研究发现,看似客观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Meritocracy),实际上是贵族制与世袭制的翻版。

《Pedigree: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中文译本《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的作者及美国社会学家 Lauren A. Rivera 去往美国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合称为精英专业服务机构)进行了大量深度访谈,亲自观察与参与到每一个招聘流程中,揭示雇主怎样定义求职者的价值 — — 高级人才的价值来源于社会和经济资本的堆砌,同时得出结论,选拔标准严重倾向于具有经济特权背景的求职者。

本书直接颠覆我们认为就业市场具备公平竞争的信仰,选拔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才的模式本质上是出身和血统的过滤器,专门辅佐精英阶层完成优势地位的复制、传递与巩固。

1 现代世袭制:精英再生产

精英专业服务机构的雇主对“优秀(Merit的意译)”的定义往往来自于根深蒂固的阶层概念,优秀的特质总需要家庭投入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这是非富裕阶层望尘莫及的。精英与普通阶层在教育、社会关系、认知与世界观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严重分层。

以前美国精英再生产的方式是父母将公司的掌管权或家庭财富移交给子女,如今的经济特权的传递采用更间接的方式 — — 最主要通过教育体系。

美国的教育资源分层非常严重。收入位列全美前1/4的家庭中,约80%的孩子能获得学士学位,而后1/4的家庭中,仅有约10%的孩子能获得;哈佛大学里,近一半学生的家庭收入位居美国前4%,仅有4%的学生家庭收入属于最后20%。而且,这种差异越来越大。

富裕家庭垄断了全美最优质的基础教育以及私立名牌大学。富裕的孩子可以上优质补习班提高成绩,从小被培养艺术、体育等课外特长,不用担心要打工偿还助学贷款而全身心投入到校园活动与社交中,大胆尝试高端无薪实习,建立漂亮简历经历和申请文书,毕业后可利用高端人脉找到高薪工作。而美国工人家庭孩子虽然标准化考试分数足够好,成长过程中的沟通、社交与课外活动方面的特质与富人孩子拉开一大截距离,穷人孩子成绩再好也少有进入私立名牌大学,往往会去便宜的州立大学,为了偿还学业贷款在下课后打工,漂亮经历的包装需要大量的资本和空余时间。

经济条件的悬殊甚至导致了世界观和品味的差异。穷孩子更喜欢具有实际、即时价值的物品、机会和经历;而不需要担心物质的经济特权孩子会被没有直接用处的事物所吸引,尤其是抽象的、复杂的和难以获得的事物和能力,这需要大量的财力和精力的投资。在就业方面,穷孩子在职业选择时更看重薪资稳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则更看重工作过程中的满足感、乐趣以及个人表达等形而上的价值。

精英制定了对“优秀”的定义。选拔人才的时候,雇主很难评估一个人真正的能力和表现,所以总是根据对现有群体的刻板印象和看法得出一些特征来做出判断。

这种优秀定义不仅存在于精英机构中,它也主导了整个社会对人的评判。具有与精英类似的特质的人被认为更值得信赖,人们不约而同地会聚拢到具有精英特质的人身旁。

本书作者Rivera写道,有一点亘古不变,即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对优秀的定义都反映了精英们的价值观和品质精英通常控制着社会晋升的大门,有权塑造优秀的内涵,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纵标准,从而维系自己和后代的特权地位,也可能借此排除他们认为对自己造成威胁的群体。

2 走后门是常态

社会中有两种常见的选拔制度:一种,竞赛制度(Contest System),能力最强者脱颖而出;另一种,赞助制(Sponsored System),现有精英选择他们喜欢的人。我们往往以为社会的竞争制度是前者,然而事实上,后者更为常见。虽然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这些精英专业服务公司,但实际上,雇主只会考虑那些由现有精英赞助的申请 — — 要么是知名大学,要么是业内人士。

精英专业服务机构将大学划分成“核心院校(Core Schools)”与“目标学校(Target Schools)”,优先考虑顶尖核心院校(如常春藤等老牌名校)的毕业生,每年花费上百万美金在校园里举办奢侈的酒会与招聘活动,派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员工驻扎在校园里时刻解答学生的问题;而对于次尖的目标院校的毕业生,这些机构不会花多少心思,有时甚至都不会看简历,除非他们有内部的推荐人或是有过人的表现。

机构这样做是为了节省招聘的成本,还可能带来更多的生意。招聘者认为,顶尖学生的整体资质高于其他任何学校,学校录取已经为企业做了初步的筛选,而且经济条件越是优越的学生,越有社会资源接触到业内人士,而且内部推荐招人的成本更低。同时,名校毕业的经济条件好的人,即使不招聘他们成为员工,也是潜在的大客户,招聘会是打响企业的品牌和扩张业务的好机会。

对于来自非核心和目标学校的学生投递的简历,这些公司看都不会看一眼,也不会去这些学校招聘,筛选人才的工作量太大,即使去也是装装样子,显得自己的公司没有任何种族与阶级歧视的内幕。一位律师在接受Rivera采访时说,“世界上有很多聪明人,我们只是拒绝正视他们。”

3 招聘流程对富豪子弟更友好

这些精英机构的招聘人员最看重申请者的学校名气、课外活动经历、个性、社交举止和故事,这些评判标准往往充满阶级烙印与偏见。

顶尖高校(包括文理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教授的课程往往过于抽象、理论化和无实际应用意义,因此招聘者很难从技术层面对这些精英毕业生进行筛选,评价者更关注精英学校的名气,简单地认为最好的学校的孩子肯定聪明、学习能力强,没考上顶尖学校的孩子可能有智力缺陷。此外,这些公司的客户都是精英阶层,没有实战经验的年轻员工的闪光学历可以成为向客户收取昂贵的服务费的合理理由。

雇主很关注应聘者的课外活动,因为业余爱好能体现出社会阶级、品格和全能性,从而看出这个人是否能融入公司文化。Rivera 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评估者认为适合度(Fit)是求职面试阶段最重要的标准,高于分析能力和教养。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应聘者看重的活动往往与白人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有关,而且需要精力和资本共同打造的。银行家们更喜欢常春藤学校的运动,如曲棍球、壁球和网球,而不是大众化、门槛较低的运动,如篮球、足球和摔跤。一个人若是喜欢登山还不够,最好征服过喜马拉雅山;一个人会弹钢琴还不够,最好举办过专业的独奏会。

招聘者还特别看重应聘者的沟通表达与社交能力(Polish),认为简历上的一切都可能经过包装和吹嘘,而面对面的交流给人的感受更真实。除了咨询公司的面试会有案例分析这样的稍微技术性的环节,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很少有硬指标考核,面试评判准则很主观,基本以精英阶层的特点(以白人上流社会的孩子为主)为参考标准。精英阶层从小受过全面的社交礼仪熏陶,在靠拉拢人脉打造业务的这些行业更加得心应手。在同样的资历条件下,美国的中下阶层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要面临更苛刻的审视,这种不自觉的审视来自美国社会的隐形种族歧视。

不过,Rivera指出,这些标准也并不是完全死板的。虽然向上流动的希望很渺茫,但也偶尔存在几个幸运儿,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能了解这套流程,也可以获得进军精英阶层的敲门砖

如果普通阶级的应聘者能够与业内人士打好招呼,就更有机会被录取。这种关系不一定要有多铁,可以只是一面之缘或是社交媒体上的私聊,博得他们的青睐,从而获得面试机会。也有一些本身自己并非精英但很幸运进入这些机构的员工,愿意给与自己经历相似的不富裕应聘者机会。

普通阶级的应聘者一定要学会讲好自己的故事,上流社会的人格外喜欢听穷人翻身的励志故事,虽然起步条件不优渥,但通过个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努力克服重重障碍。但是,现实中,穷孩子并不知道精英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往往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出身。麻雀变凤凰的叙述非常符合精英的文化理想,能够确立精英们特权地位的正当性。

4 偏向经济特权的招聘降低公司效率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关于这些被雇精英提高公司效率的研究,但Rivera通过调查指出,以经济特权为导向的招聘模式会降低公司的绩效。

一方面,公司人员流失太快:招聘标准(基于应聘者对课外活动的投入程度)与实际工作要求(创建Excel表格和处理文件的机械任务)之间的不匹配,必然导致精英无法承受大材小用的心理落差,不可能在一家公司长期工作;反而是家庭条件较差的毕业生更愿意留下来,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欲望。因此,Rivera认为,给非富裕家庭的孩子提供高薪就业机会能减少企业的人力成本。

另一方面,服务品质跟不上:心理学研究显示,养尊处优的精英往往是较差的倾听者,不太能准确解读他人的情绪,这不利于服务客户。

现有的招聘模式会使员工组成非常同质化,会使团队产生更强的凝聚力,但不同背景、有能力的选拔机制肯定会使得社会更健康,激励员工更努力地工作,同时提高企业效率。

5 结语

我认为,这套选拔潜规则不仅存在于美国的精英机构当中,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也越来越常见。倾向于权力和金钱地位的选拔机制,成为了精英社会资源代代相传的助攻,成为阻碍其他群体向上流动的壁垒。长此以往,这不仅会降低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的分化,从而影响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活力。

而中国更应该警惕,在我们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前,若是出现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导致经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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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是商业大亨编造的童


工作之后阅读的时间比以前少了一些,但很幸运的是还能够抽空阅读。我们所处的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亲身经历所能带给我们的答案是有限的,那么读书是帮助我们以更宽的视角去理解当下的好方法,并且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内心。

2020年第二季度书单(4月-6月)新鲜出炉咯!咱们一起分享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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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and living in Hong Kong, I have been constantly “smuggling” new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ince the Covid-19 outbreak, hoping to get around the Great Firewall to pass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Chinese citizens who desperately need it, at the same time, translating what happens in China to the global audience.

自从Covid-19爆发以来,我一直在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走私”新闻,希望绕过防火墙,将重要信息传递给急需咨讯的中国公民,同时,将中国发生的事情传达给全球观众。

In mid-January when the Chinese New Year was approaching, I had such high hopes on my return to mainland China to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 I didn’t expect that my plan would be disrupted by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nd that the country…


武汉肺炎还在不断蔓延,公开数字以每日近百人的速度上涨,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知。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1月25日凌晨,我国确诊病例达到1975例,其中重症324例,累计死亡56人。不仅中国人担忧,国际社会也担忧,已有超过十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

和2003年的SARS比起来,我国这一次做得算及时了,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在的医疗和防疫系统的水准来看,这一次完全可以做到更及时。

首先,从12月初发现首个病例再到全面通告、媒体大面积报道几乎经历了一个多月,而这一个月本应该是动员社会做好防疫的最佳时期。

早在12月8日,武汉就发现了首个病例,可是直到12月31日,《新京报》等主流媒体才开始零星报道“不明原因肺炎”。1月1日,武汉市公安微博称8名第一时间提出警告的“造谣者”已被查处。1月初,媒体陷入沉寂,微博上能搜出来的新闻寥寥无几。1月9日,疾病被确定为由冠状病毒引起,1月11日,出现首个死亡案例。这时,消息才慢慢地重新进入到民众的视野。这一个月,由于体制性阻拦导致媒体采编困难,报道的力度根本不足以让公众认识到此次健康危机,为后面的扩散埋下了隐患。

其次,1月中旬武汉卫生部门表现过度乐观与后来大面积爆发形成鲜明对比,再一次错过了前期防控的黄金时间,还加深了民众的担忧与怀疑。1月14日,武汉卫健委说没有证据证明人传人,1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通知“有限度人传人”,国内还在强调未发现人传人。1月18日,武汉竟然还摆万家宴,可能造成了疫情进一步扩散。

1月19日,武汉称不排除人传人可能,但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强调“可防可控”;而同一时间,伦敦帝国理工传染病研究人员给出的估算数据是1700多人已感染,《财新》第一时间发送该消息被强删。竟然还有体制内人士说这时外国在黑中国,难不成人家的国际学术权威都不要了来编造数据吗?现在回头看,这一估算数值还是准确的。当时,“可防可控”相当于给民众吃了定心丸,毫无防护意识地赶着回家过年,增加隐患。

事情出现转折点是在1月20日,中央做出批示,高度重视。紧接着着1月21日,钟南山在央视采访中证实人传人。自1月20日以后,媒体受到的限制一下子小了许多,铺天盖地地开始跟进疫情,普及防护知识。这样的舆论趋势与汶川地震、天津大爆炸之后的稍稍放宽的趋势是一致的,用于舒缓民众情绪。

从发现疫情、做出行动的时间线来看,我们大陆还是慢了一点。对比一下香港,作为吃过SARS苦头的香港反应很及时,在12月31日即肺炎出现端倪时,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公布已经严阵以待,做好防控工作,这时重要交通枢纽都能看到防疫人员的身影。1月9日,香港媒体已经在普及预防方法以及分析不同口罩的有效性了,足足比大陆早了十来天。

1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曝光武汉市在疫情出现苗头的时候采取“冷处理”。然而早在1月23日,《财新》世界说的资深记者Anti在推特上转发了来自疾控中心人员的消息,医学研究人员在不到两周时间里研发了检测试剂并且发放到全国各地,这样的速度已经得到国际性的认可,赢得宝贵的防疫时间,可是这样的成果却让位给了“政治第一”的保密维稳指示。我转发此条信息在QQ空间,直接被封。

而从1月25日开始,民众又可以大声讨论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都站出来批评了,“我们有SARS的前车之鉴,本次疫情又与SARS非常相像,这不应该在中国这样现代医学能力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社会组织能力也很强大的国家里发生。”

他还指出,“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被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当地官方对互联网上多样声音的容忍度也较低,武汉市8名在网上发出警告的人当时被公安约谈,压制了整个舆论力量就新型病毒风险做进一步探讨、持续发出警告的声音。”

这一次大陆媒体中,在现场对疫情全面细致追踪的仅《财新》一家,而同时也在一线的湖北地方媒体却显得比较安静了。

一些体制内治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最担心的是民众的恐慌,恐慌会导致谣言四起,出现混乱。但从我对武汉当地的朋友们以及在武汉一线的记者的追踪了解来看,担忧多多少少是有,但目前还没出现混乱的情况,超市也没有出现哄抢的情况,目前最紧急的问题是医院隔离床位有限、急需医疗物资供给。民间力量也非常给力,都在筹资,该帮就帮。

虽然未经证实的谣言在社交媒体上有存在,但是网络上的辟谣科普的传播力量远比谣言更快更有效,比如“较真”辟谣合集。在真相面前,谣言自会不攻自破。

搞地方治理工作的人不应该害怕民意,而是应该相信舆论的自我纠错能力,和生态环境一样,舆论也能够自我净化、优胜劣汰。

1月25日,全国30个省份启动一级响应,物资人员纷纷送入武汉支援,在一级响应启动以前民间已经聚集了不少救援力量,这一点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有自我保护与宣传科普,我们也要积极参与监督各个地方的治理,提升与发挥我们的公民素养。我们共同努力,才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如果有发现与武汉相关的潜在携带者(目前有大量武汉人在封城之前逃离)或地方机构不作为的情况,请及时反映(微信已开出疫情督查功能)。

有关部门要对城市周边的农村低收入人口重视起来,中国互联网使用的渗透率仅达到60%,一些边缘群体可能接收不到最准确的防疫信息,不少农民工在过完年后还会流入城市,存在扩散隐患,在每一次公共危机中,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往往是最大的。

如果自己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症状,为了家人和周边人的健康着想也先采取自我隔离。请大家及时转发来自可靠证实信源的消息,看到消息不要惊慌,冷静分析消息逻辑是否通顺、来源是否是可靠机构,再做转发。

希望我们能够度过这场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是对公民监督力量的考验,也是对各个地方治理能力的考验。

我也希望各位在危机度过之后,不要忘记提醒各个地方反思医疗投入,这是更深层次的长期问题。

世界银行搜集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医疗投入占GDP比重仅达到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甚至比苏丹、也门、海地、越南、缅甸等发展中国家还低。世界卫生组织提倡这一数值不低于5%,但我们仍在这么门口徘徊。

同时,中国地域之间的医疗水平差异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大批武汉人在封城前后赶着逃到上海、杭州、深圳和香港,有逃离的武汉人在微博上喊着“要死也要死在上海”,区域的不平衡也使得在危机时刻资源调动更加困难。美国外交政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天津的领先医疗水平甚至能赶上美国一些州,而湖北省的医疗水平在34省级行政区里仅位于中等水平。


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中,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研究发现社会中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占了所有工作的一半以上,这种狗屁工作到处都是,还在不断膨胀。书中引用了数据分析公司YouGov在2015年对英国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37%的调查对象认为没有贡献,13%的人不确定。

人类无休止的工作不仅没有创造相应的社会价值,而且折磨着从事者的心灵,工作就是高尚的社会美德枷锁更让工作者还无法敞开心扉谈真实的感受从而陷入绝望。

此书是David Graeber在2013年发表的著名评论文章的扩充版,当时他的文章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轰动西方世界,他还收到了上百封来自全世界网友的来信,描述种种狗屁工作的痛苦,这些无数真实的案例也被收入这本书中。

Graeber认为,狗屁工作的爆炸式增长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凯恩斯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预言,21世纪社会的高水准机器自动化可以取代大部分毫无价值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然而,现实与凯恩斯的预言大相径庭,蔓延开来的不是自动化实现的优越,反而是自动化恐惧。Graeber指出,统治阶层发明狗屁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

什么是狗屁工作?Graeber将其定义为:一种有偿就业,完全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工作,连员工自己都不能为其工作的存在而正言;作为就业的前提,员工还不得不假装热爱工作;一旦这些工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社会反而会运转地更好。

Graeber将狗屁工作归纳为以下五类:

1. 马屁型: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上级觉得自己很重要,如接待员、行政助理、门卫。

2. 打手型:他们是雇主积极的打手,巩固权贵利益的附庸,例如游说者、公司律师、电话推销员、公关。

3. 补丁型:处理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问题,比如程序员修补劣质代码、航空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安抚拿不到行李的乘客。

4. 报价机型:专门写书面文件、做些放空炮的报告,例如绩效分析师、公司内部宣传员。

5. 监工型:不必要的上级,他们管理那些不需要管理就能运作的人,没事儿也要找点事儿给人瞎忙活,例如中层管理人员、领导力专员。

在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私营企业运营应该高效,然而事实却全然相反,企业里充斥着苏联官僚主义式的低效。过去一个世纪里,农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但是其他领域的就业,比如管理和服务,在大规模增长,Graeber列举了英美高校、医疗体系、企业行政人员的飞速增长而生产效率却没有提升的诸多例子。他总结,现代经济中大量的工作,如金融、法律、咨询、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都属于多余的狗屁工作。

Graeber指出,服务岗位增长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管理封建主义(Managerial feudalism)」。封建社会中的庄园主靠剥削佃农获取丰厚粮食和财富,占有太多的资源使得佃农越来越穷,这些饥饿流浪的佃农最终会攻击封建主的堡垒,引发政治危机。于是,庄园主制造了一系列细致的招聘,雇佣佃农按门铃、绣花、洗菜、洗衣服,没事也要找点事儿给底下的人忙活,拥有一大堆下人端茶送水的庄园主倍感尊严与安全。类似的,现代雇主需要安排很多的下属殷勤地服务,以显示自己身份的重要,保持社会竞争地位和权力。因此,现代的薪酬关系只不过是封建社会主仆关系的翻版罢了。

Graeber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现代工作制的来源,现代工作制与奴隶制的本质是想通的 — — 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雇佣你的人。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享有对奴隶一切(包括他的时间、身体、劳动力)的所有权,随意支配剥削。到中世纪之后,学徒制的出现使得劳动人民剥离出时间与劳动力进行贩卖,卖力不卖身,在三十多岁达到精湛的水准后可脱离师傅而自立门户。

随着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新教的兴起,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到了三十多岁也不可能自立门户,资本家需要工人更长时间的卖力,于是创造了资本主义职业道德,拉拢基督教传教士劝说工人阶级吃苦耐劳是高尚的美德,从而配合统治阶级防止闲散人员破坏社会稳定。基督新教传播着「劳动福音 (Gospel of Labor)」:人类应该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去工作,而且人类生而有罪,必须用工作来向上帝赎罪。Graeber痛批延续至今的新教伦理是「深刻的心理暴力 (profound psychological violence)」,更是「我们集体灵魂的一道伤疤 (a scar across our collective soul)」。

Graeber创造狗屁工作是出于政治目的,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党关心的是创造工作,而不考虑工作的质量以及是否令人满意。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拥有闲暇的人是可怕的,正应了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人一旦闲下来,就会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让统治阶级更加恐惧,不如让这些人忙于工作,没有那么多时间反抗。


Hi,朋友们,又到年底了。这一年,我读了38本书,主要是非虚构类、纪实作品,对我理解现实世界有很大的帮助。

在此,与大家分享2019年我的第四季度(9月-12月)书单。

书主要关于:

1. 美国权贵怎样凌驾法律之上?

2. 民主最致命的问题是什么?

3. 樊锦诗怎样坚守敦煌莫高窟半个世纪?

4. 中国海外舆论扩张进展地怎么样了?

5. 华尔街怎样从人性堕落的大阴沟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6. 为什么核电厂潜在的危害不亚于原子弹爆炸?

7. 东突厥斯坦极端势力从何而起?

8. 贪吃是怎样从罪恶变成艺术的?

9. 为什么公共舆论难以达到客观?

今年前三季度的书单有推送过,就不再重复了,文末会附上旧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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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美国击毙伊朗重要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今日,推特头号词条是“WW3”(World War Three),全世界人民都捏把汗,美国这一举动将改变未来几年的整个中东局势以及大国的命运。

伊朗多年被美国孤立,在地缘政治上倾向于与俄罗斯走得更近,向中国示好也是其战略的一部分。周一,中俄伊三国举行海上军演,伊朗外长访问北京。

中国一带一路要顺利地开展,中东的和平是关键。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即使美国想掐死伊朗的经济命脉,我国依然买它的油。

各路智库专家都认为,短期内不会爆发全面战争,但是局部冲突不可避免。

一,伊朗没有这个实力迎战,毕竟与美国的作战水平差距很大,直接迎战可能导致整个政权崩溃;二,美国国内民众对美国中东战略不满情绪较多,即使特朗普要发动战争,也会有国会方面的权力制衡;三,光有美伊的态度还不足以拍响全面战争的巴掌,还要看中俄两国的态度。

伊朗扬言打击的言论已经让周边美国盟国恐慌,与美国有关的石油企业已开始严加安保,美伊两国也已进入备战状态。

伊朗会放弃打击吗?不太可能。伊朗首领会面临举国上下失去如此威望的人物而掀起更强的民族与宗教主义情绪,首领连国家的左膀右臂都保护不了,不做出点复仇行动来,颜面何在,威望何在。

伊朗内外交困,内部如高压锅,各方宗教政治势力沸腾、经济在封锁中接近崩溃、民愤四起,伊朗一旦失去高压锅盖,有可能陷入更可怕的动荡,这对周边的海湾国家、以色列等美国盟国造成巨大威胁。再加上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打破伊朗的博弈筹码,更加走投无路,更可能选择铤而走险。

这个威胁有多大,没人知道,但绝不会小,肯定会达到威慑美国的程度。

伊朗很可能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在这些地方拥有重要的军事作战力量,这些民兵组织合起来算得上世界上第13大军事力量,甚至比美军的部署更有决定性优势。

《纽约时报》分析文章指出,伊朗报复很可能会迫使美国对伊朗发动直接攻击,从而引发直接的、持续性的战争。值得庆幸的是,以目前伊朗的核武研发进展,不可能在短期内搞出来。

目前,中国呼吁美国保持克制,也一直坚持避免卷入中东矛盾的原则,以免引火上身。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中俄两国采取的策略。

最可怜的还是伊朗8000万人民,在美国经济封锁下民不聊生。正应了那句话,大象打架,遭殃的都是脚下的草。


A Chinese mother from Guangzhou, China had her baby boy Hongtao Lu through surrogacy in the U.S.

Not long ago, China was where American couples looked to adopt orphaned children. Now, in a telling reversal,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couples unable to conceive or carry a baby to term are looking to the U.S. for surrogate mothers.

Documentary: Paid to be Pregnant

John Weltman, founder of Circle Surrogacy, one of the largest surrogacy agencies in the U.S., said the majority of its work is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have become major international client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as.

“I would say China is certainly one of our top three places that we have, and at one…

Xue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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